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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调整新常态——浙江台州经济改革调查之一

作者:医院党办供稿日期:2015年3月2日 15:33

在浙江这个改革开放的先行省份,改革从未停下过脚步。记者日前来到作为民营经济和股份合作制发源地之一的台州,倾听、记录这片大地上近年来铿锵有力的改革足音。今起,本报推出台州经济改革调查报道。

  改革之于台州,既是传家宝,也是金钥匙。作为股份合作制经济的发源地,台州改革开放30多年历程,就是靠改革破冰开路,靠改革争先进位,靠改革富民强市。

  和许多地区一样,今天的台州面临多年来外延式发展积累下来日益凸显的结构性、素质性矛盾。今年是台州撤地设市20周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台州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打造台州经济升级版?在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努力下,一场克难攻坚、再创优势的深化改革进行曲,正在台州大地奏响。

  行走在深秋的东海之畔、括苍之巅,我们再次感受到台州经济生生不息的脉动活力。

  抓大项目,增量改革有大手笔

  作为中国第一家股份合作制企业诞生地,台州创造了以民营经济加政府推动为主要特征的“台州现象”。

  长袖善舞的民营经济,为台州创造了辉煌:78个工业产品市场占有率全国居首,40多个国字号生产基地遍布台州。但近年来,随着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台州经济的弱质也暴露无遗:企业“低小散”,34个行业基本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比重偏低,大部分产品档次低、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低、资源利用效率低;企业大都沿袭家族式管理……发展投入的不足和要素供给的紧缺,发展环境的高成本等共性问题,都在根本上制约着台州的发展,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是台州面临的一场大变革。

  面对变革,台州人不仅有硬气,更有勇气、锐气和灵气。台州把引进大企业、大项目和打造大平台作为改革创新的大手笔,做大增量,以增量带动存量,用投入促动变革。

  今年国庆前夕,广汽吉奥台州基地落户台州湾循环经济产业集聚区。这是继吉利之后又一落户台州的汽车整车生产项目。该项目预计总投资约50亿元,将形成年产30万辆整车的生产能力。

  此前,总投资121亿元、规划年产20万辆整车的吉利V汽车项目正在顺利推进;总投资63.5亿元、建成后将具备年产1500万只新型超高强高韧性汽车铝轮毂生产能力的巨科铝轮毂项目也忙于吹土填基。这3个大项目的引进,为台州的“汽车王国梦”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台州湾循环经济产业集聚区聚海大道,到处可见施工工地。不远处的中国北车台州配套产业园一期项目,占地480亩,未来将建成一个集机车制造、维修、中试研发和零部件配套为一体的产业集聚地。

  为引进大项目,台州市党政主要领导像改革初期民营企业家一样,历经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让大项目落户台州,让大企业走进台州,让大资金流入台州,让新兴产业在台州崛起。

  为了引进一家文化企业,市委书记、市长赴深圳“六顾茅庐”,请来企业家实地考察;为加快项目落地,台州市四套班子领导在今年中秋节前夕赶到上海开现场会,为企业一一解决难题;为提高办事效率,台州市优化了行政审批服务流程,把方便让给企业,把跑腿留给干部,95%以上的审批事项承诺办理时限达到了全省最短。

  今天的投入,就是明天的产出、后天的发展。纷至沓来的大项目,正在推动台州经济结构优化升级。

  环保倒逼,冲破既得利益藩篱

  空气中,医化企业排出的废气散发恶臭;土地中,废旧拆解业留下了重金属污染;河道中,电镀、石材加工废水染出了“黑龙江”、“牛奶河”……曾几何时,台州面临沉重的环境压力。

  近年来,台州全面推进医化、电镀、铅酸蓄电池、熔炼、固废拆解、造纸、印染和制革等八大行业整治提升。全市21家铅酸蓄电池企业已全面关停到位,取缔非法熔炼加工点和非法电镀企业达1400多个和200多家;路桥区关停重污染企业2800多家;温岭铸造企业从646家减少到280家,5000多家“低小散”鞋业企业及作坊关停转型,全市医化企业由2000年前后的2000多家减少到目前的125家;被列为全省“腾笼换鸟”试点的椒江区共退出高污染的合成、发酵中间体项目142个,26家医化企业退出合成生产,台州主城区基本告别恶臭。

  台州市市长张兵明确表示:“地方政府要勇于承担保护环境的责任,宁愿放弃污染的GDP,也要蓝天碧水。”

  以生态文明为标杆尺度,政府之手主动有为,倒逼高污染、高消耗的产业转型升级。以“五水共治”为抓手,政府对江河之水制定标准,所有企业和产业都必须遵循这一标准,要么转型升级,要么淘汰出局。

  通过环保倒逼企业转型升级这场大变革,带来的是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改革不仅是“铁腕治污”,更是“断腕转型”。既得利益的割舍,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

  飞跃集团董事长邱继宝认为,对于企业而言,转型就是改革。他说,转型很痛苦,但是,不转型更痛苦。2009年以来,飞跃集团实行产业结构调整,缝纫机产业比重下降,把更多的力量注入高端制造、成套设备的研发生产,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如今的飞跃集团,已然脱胎换骨。

  医化企业集中的椒江区,正经历着转型升级的阵痛期——企业关停了,产值没有了,GDP增速下降了,税收减少了……在椒江区委书记陈祥荣眼中,有焦虑,更有淡定:“医化行业受产业转型影响,今年前三季度已有7家规上企业产值归零,整个行业不升反降。加之三山区块的医化整治仍将大力推进,预计全年减少工业产值10亿元。但我们不能只顾眼前的政绩,更要为今后的长远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日前,国家环保部发布第三季度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区域及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等74个城市空气质量状况,台州名列第七,此前台州已多次跻身全国前十。

  优化环境,让企业活力迸发

  调结构,更是一场持久战。台州历届市委、市政府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

  在被誉为“泵与电机王国”的温岭,3000多家泵业企业形成了庞大的块状经济,产品的国内市场占有率在70%以上,被列入省首批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示范区。

  为了给泵与电机行业搭建更好的发展平台,温岭在集聚区建起了2.1万平方米的科技孵化园,又在大溪镇规划了1000亩的水泵产业示范区。

  近年来,台州各地搭建了一批行业性、区域性创新服务平台,有针对性地实施行业共性技术攻关。

  走进浙江黄岩华日集团生产车间,10多台机械手一字排开,正有条不紊地焊制一款摩托车车头管,场面很是壮观。

  “没有机械手时,工人要拿着电焊机逐个焊接,员工状态直接影响焊接质量。”华日集团公司总经理何金辉说,“过去每批次品率在8%左右,现在成品率基本为100%。”

  眼下,越来越多的台州企业掀起“装备革命”,投身“机器换人”浪潮,使台州制造走向了台州“智造”。

  众多创新药产业化,成为海正药业决胜世界市场的撒手锏。海正药业副总裁陈正杰介绍,国内的医药企业平均研发费用占销售额的1%3%,而海正近3年占比达12%

  从医化、泵业,到再生金属、休闲用品,目前,台州6个省级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示范区和11个省级产业示范基地正在加紧试点培育,36个县域块状经济向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为特征的现代产业集群提升。

  政府努力为企业创造良好的改革发展环境。“我们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全面推行高效审批,最大限度减少投资项目审批前置和缩减审批时限,以帮助项目尽快落地投产。”临海市行政审批管理办公室业务科科长黄孝长说。目前,临海建立了企业设立登记“多证联办”工作机制,办结时限由之前的8个工作日缩短到现在的35个工作日;开辟了绿色审批通道,建立并联审批项目库;完善了公共窗口“办事无休日”制度,做到特事特办、急事急办。

  “十二五”期间,台州筛选建立了预计新增销售收入10亿元、30亿元、50亿元和100亿元以上的百家企业库,实施“一企一策”,着力培育一批名企,让这批龙头骨干企业真正成为全市经济改革发展的支柱、行业的排头兵、新兴产业的领跑者和转型升级的示范者。

  “我们将更加重视扶持新兴产业的发展,努力把新兴产业发展成支柱产业;更加重视扶持成长型企业的发展,为中小微企业成长创造稳定的有利的发展环境;更加重视推进传统产业的转型,加快‘机器换人’步伐,推进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引导主导行业转型升级。”台州市委书记吴蔚荣说。

股权重构新活力——浙江台州经济改革调查之二

30多年前,股份合作制确立了台州民营经济的先发优势;30多年后的今天,台州民营经济产权制度改革再掀波澜——一些勇立潮头的民营企业又在进行新一轮股权重构。

  和30多年前的股份合作一样,今天台州民企正掀起的股权重构浪潮,同样是来自民营企业的自我变革,让企业再度活力迸发。

  这种发展的活力,不仅来自于企业创始人,还来自于他们的合作伙伴、职业经理人甚至是普通员工……

  选择上市,不仅为了融资

  走进司太立制药公司,60岁的董事长胡锦生谈起上市程序,熟悉程度丝毫不亚于专业人士——10多年前从乡镇企业改制的司太立,眼下已进入IPO预披露名单,只待上会。

  台州民营企业绝大多数从家族企业开始成长,随着企业发展,家族企业的弊端逐渐显现。“要走向现代企业,上市是一条捷径。”胡锦生说。

  记者接触的台州不少民企创始人都认为,家族创富阶段早已完成,企业达到一定规模后承担各种社会责任,其实已具有公众企业的属性。成为上市公司,对企业自身是倒逼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新挑战。

  椒江水晶光电公司的董事范崇国在谈到上市后的变化时表示,上市让家族影响大为削弱,现代企业的风险管控机制让老板们的决策更为审慎。尝到上市的甜头后,水晶光电的大股东星星集团旗下的星星科技也于2011年上市。

  较早的一批民营企业选择上市,很多是为了直接融资,扩大市场影响力。而现在不少企业则更多考虑上市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推动作用。对这些不熟悉现代企业制度的民营企业家而言,上市能催生出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助力企业再次腾飞。

  资料显示,目前台州已有32家上市公司,另有9家企业报会并预披露,还有8家企业正在接受辅导。

  记者了解到,前几年台州在推进民营经济创新发展综合配套改革时,就着力加大市场化改革力度,推进民营企业公司化,以此推动健全民营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深化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改革,加快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引导民营企业向现代企业转变。

  台州今年已有3家企业实现IPO:跃岭股份在中小板上市,融资3.84亿元;九洲药业和万盛股份在上交所上市,分别融资8.02亿元、2.93亿元。

  主板之外,“新三板”今年前三季台州已有2家企业挂牌,6家企业申报材料被受理,20余家企业与主办券商等中介机构签订了协议。在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浙江股权交易中心,至9月末新增“成长板”1家、“创新板”73家,挂牌总数累计达176家。有的企业还尝试赴外省股权交易中心挂牌,目前在上海股交中心挂牌的台州企业已有5家。

  随着更多民营企业上市,股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效应逐步显现。家族企业中依托于血缘、亲缘的信任机制,被法律意义上的契约制度所取代。股权稀释后,或许创始人仍占据大股东地位,家族仍未放弃出资人权利,但其运营已褪下了家族的外衣。

  股权开放,资源整合释活力

  台州民营企业家们记忆犹新的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当地知名企业“飞跃”出现财务危机,后来7家企业联合出资重组其核心业务,“飞跃”创始人邱继宝让出了多达69%的股份,自居二股东,最终使企业化险为夷。那两年,在当地政府引导下,20多家民营企业与“飞跃”同期“改制”。

  “飞跃”的经历让不少台州民企掌门人不再迷恋“一股独大”,他们认识到单一的股权结构难免会给企业带来治理结构不完善等问题,只有以股权多元化整合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才能释放出强大的活力。

  身为“水晶光电”的前身台州水晶厂董事会成员的范崇国,至今记得当年从集体企业转制后的艰难处境:没有资金继续开发新产品,不得不到处求援,2002年星星集团注资2000多万元,占股58%,成为新公司第一大股东,水晶厂凭实际资产出资占42%。为筹备上市,“水晶光电”引进6家风投、共占股权38%2008年上市后,部分股权进一步稀释。

  在“水晶光电”采访当日正是该公司股票停牌之际,公告显示,其正在筹划收购境外股权事宜。这已不是“水晶光电”第一次收购。2013年底,该公司收购国内第一家反光材料企业“夜视丽”100%股权。通过并购,“水晶光电”在优化原有传统光学业务的同时,涉足蓝宝石LED衬底、微型显示产品等新领域,扩展光学产业化应用,形成新的盈利增长点。该公司半年报显示,上半年营收、利润分别同比增长53.85%42.28%

  范崇国说,现在看来,大股东为企业安心主业、不断创新奠定了基础,风险投资的进驻在分散企业风险的同时也使公司逐步规范。

  台州市政府有关负责人认为,这种所有者关系的变化,正是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一种适应。

  对台州几家大企业来说,这种游戏并不陌生:4年前“吉利”收购“沃尔沃”,上演了一出“蛇吞象”,如今“吉利”已3年蝉联世界500强。“杰克”2009年以4500万元并购了德国的“拓卡”和“奔马”两家公司,创始人阮福德说,看中的是德国企业的品牌和人才。如今德国研发基地的成果不断输送到国内,使“杰克”从营销驱动转向研发驱动。同行增长乏力时,“杰克”每个月复合增长率在30%以上,年产值已从并购前的3亿元增至去年的17亿元。

  在台州,一些规模并不大的民营企业也在重构股权。

  来到玉环的“华龙巨水”,工作人员告知“两个老板都外出了”。两个老板?正奇怪中,总裁刘志培解释,“华龙巨水”由有18年历史的“华龙”和有28年历史的“巨水”两家企业合并而成。合并前的“华龙”、“巨水”是同行,年产值都在两三亿元。2011年,两家各自的创始人戴美云、郏正叶决定联手,各占新公司50%股权,并各让渡5%股权共同引进经理人团队。刘志培就是那时来到新企业的。

  “合并后,第一件事是请各自老板娘回家。”刘志培忍不住重提旧事。当时,两位创始人的妻子分别掌管两家企业的财务,刘志培告诫戴、郏两位,要想做大,这种夫妻店的管理必须改变。

  今天,经过磨合,重组效应正逐渐显现。今年企业营业收入预计达到6亿元,同比增长20%,利润同比可增长50%以上。刘志培透露,目前公司正积极引进战略投资人,打算冲刺新三板。

  调查显示,近几年,不少台州企业在上市前积极引入战略投资机构,不仅为企业带来发展所需资金,优化股本结构,完善法人治理,而且为企业提供了新销售渠道、合适供货商、专业管理咨询等增值服务。“水晶光电”当年曾向复星、华睿等5家风投让渡38%股权。这些投资大鳄带来了资本、市场等方面的资源,而且增强了资本市场对企业的信心。那些身为企业股东的专业股权投资机构,还成为敦促民企规范管理、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内部力量。

  让股纳贤,打工者变身合伙人

  对外股权重组为台州民企带来了更多资源,对内的股权激励则为企业长期成长注入了新动力。

  走进阮福德在“新杰克”三楼的办公室,发现门牌上标的是“副董事长”,对面的“稽核室”则是另一位创始人、他弟弟的办公室。面对记者疑惑的眼光,阮福德解释,“新杰克”是杰克集团新设的全资子公司,2006年原“西安标准”董事长赵新庆获0.8%股权并出任新杰克董事长,拥有大部分股权的阮氏三兄弟在“新杰克”甘当副手。看到董事长让外人来当,有人问老阮:“怎么把公司送人了?”阮福德告诉对方,这是法人治理结构,引进的董事长和部分高管都有股权。

  阮福德自称一年只参加两次董事会,对公司业务可以提建议,但没有决定权。“我没什么不放心的。去年公司产值增50%,利润增了2倍多。”老阮说,“蛋糕越做越大了,个人股权少点有什么关系?”

  在玉环双环传动一分厂制造一科负责热处理前产品调试的林楠,去年评上优秀员工,成为企业股权激励的对象。相对于10余万元的年薪,3万股的价值更为诱人。虽然不懂股票,但他也知道“股票值多少是和公司业绩挂钩的”。

  公告显示,双环传动去年拿出了1100万股限制性A股股票用作股权激励,激励对象包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及公司认为对企业持续发展有直接影响的核心技术人员等125人。来自陕西的项目工程师张世新获得5万股,曾在某地国企工作10年的他告诉记者,已经把妻子接到玉环住下来了,“有了股权,谁还想走?”

  “华龙巨水”的总裁刘志培坦言,如果没有股权激励,他也许不会留下,他和一些核心高管享有10%的股权,大大增强了团队的粘性。

  “水晶光电”上市前夕高管团队拥有20%股权。范崇国认为,大股东星星集团以家电、房地产为主业,对光学产业并不熟悉,企业还得靠高管团队把方向。2011年公司继续对60个核心骨干股权激励,定向增发。在符合业绩条件下,在未来4年解锁一定比例的股权给骨干,目前,这些获得股权的骨干中,核心研发人员是重要的一支。如果说上市前一些民企为改变“一股独大”将股权转让给共同创业者以激励核心团队,那么在上市后随着企业对技术创新的追求,更多股权激励将向研发、技术骨干倾斜。

田野上的新希望——浙江台州经济改革调查之三

30多年来,农村改革的脚步从未停止过。今天,农村改革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节点。

    秋收时节,记者行走台州乡野,感受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等新一轮农村改革让土地焕发的勃勃生机:一些工业化、企业化的产权制度安排、要素和生产组织方式,正被引入农村,盘活了土地资源,释放了新的生产力,同时也给农民带来更多的增收方式,给广阔田野带来新的希望。

    产出效益“流转”来

    郑祥法是温岭龙岗村的种粮大户,手里管着1400多亩地,涉及10多个村。老郑已不记得这么多地是流转了多少次才汇集起来的,但流转价格一直记得很清楚:“这几年一亩地每年都要涨200块,今年每亩1400元。”

    比较一下台州其他地方,老郑的这个价格也不算特别贵。据记者了解,一般情况下,种粮的每亩地从几百元到一千多元不等,种经济作物的每亩通常都超千元,高的达2000多元。

    土地集中到懂技术、善经营的能人大户、专业合作社或是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主体手中后,地还是那块地,产出效益却大不相同。

    水旱轮作、粮经结合,台州不少地方的土地亩产出轻松过万,所谓“千斤粮万元田”。路桥区种粮大户梁国平有1200亩地,西兰花和早稻轮作。一亩西兰花第一茬能割3500斤,第二茬还能割1000斤,两茬下来,就能卖出1万多元。

    如没有土地连片流转,显然不可能有这样的产出。土地规模化生产大大提高了土地产出率,正是今天农民愿意土地流转的原动力。

    温岭箬横镇推行土地流转后,流转面积已占全镇承包耕地的72%,涌现了一大批粮食和经济作物种植大户,农业产业化迅速推进。

    在箬横镇便民服务中心,大型显示屏上显示着今年镇里土地流转的招投标信息,流转土地的年限、招标底价、中标价格等一目了然。工作人员介绍,近年来村集体土地和七成以上的整村流转都通过镇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完成。郑祥法去年就在这里以每亩每年1258元和1151元的价格拍到了三透里村的90亩地和下闸村131亩地的5年经营权。

    老郑对1400多亩西兰花和水稻轮作,但这位种粮能手并不都是自己种西兰花,每年7月到次年3月把1000亩地转给其他西兰花大户,他每亩再收租金七八百元。这种季节性流转在台州并不鲜见,像水稻和甜瓜、葡萄等经济作物轮作,种粮大户常常会再将土地季节性流转给其他大户。

    毫无疑问,正是有了土地产出的增长才支撑起流转价格的不断攀升。据统计,10年前路桥的耕地流转率约为30%5年前约为38%2年前约为53%,而去年已达54%。目前,台州全市土地流转率已达52%。记者发现,流转并非规模越大越好。便于精耕细作的适度规模,从亩产效益看更具优势。

    “甩手掌柜”田头乐

    仙居县横溪镇郑桥村,一块块空地上晒满了稻谷。68岁的章岩金在家闲不住,到田头看看。

    隔着白色衬衫,能隐约看到老章口袋里的香烟,中南海、利群各一包。有人调侃:“老章抽的香烟档次越来越高了。”“种田赚来的。”老章忙解释。

    章岩金家有6亩地,去年入股了当地的新合股份合作农场。从此,大部分农活都由农场包了,老章只要花几天时间插秧、晒谷就行。6亩稻田共收获稻谷6000斤,按农场的收购价每斤1.8元,再刨去2400元的成本,净赚8000多元。今年春天农场结算,他还拿到了1500元分红。

    放在以前,这6亩地老章一个人根本对付不了。如今老章闲的时候时不时还到农场去打打工,开沟一天150元,看水一天80元,这类零活他今年也挣了万把块钱。

    去年初由132位农户入股成立的仙居新合股份合作农场,是浙江首家股份制合作农场,负责运作800亩地的生产及1500亩地的后序加工与产品销售。农户自家地里生产的稻谷,由农场统一收购,农户可领到高出政府最低收购价一两成以上的现金,农民还可按股份分享农场稻谷加工销售后的红利。

    当地农业部门的同志说,这种“股份+合作+农场”的组织在充分保障农户权利的同时,也产生了规模生产的效益。农民无需离开自己的土地,就能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在这种统分结合的模式下,家庭经营与社会化服务有效衔接,农户在自家田头当起了“甩手掌柜”,挣得更多了。

    老章特别提到,以前自己防虫打药一年要8次,不光费力,每次还要花七八十元买药。农场现在一年打3次就够了,光这就省了不少钱。

    农场场长俞荣火解释,像机耕、植保等农活和米面加工,农场都有专人来干,比普通农户干得好还省钱。他们农场的绿色稻米不光价钱高,还供不应求,每斤毛利比一般的高出几倍。

    这样的股份合作农场在台州越来越多。

    温岭人叶如友的三分地入股了兰公岙股份合作农场,原先种番薯,现在种大棚樱桃,“收入整整翻了10倍!”

    玉环火山茶股份合作农场的入股村民不仅有茶叶市场价保底回报,还能享受集体所得分红。

    玉环垟根村有2200多亩文旦,村民按每亩地40棵树折价2万元的条件入股合作社,384户的土地构成合作社768万元注册资本。如今,喷滴灌、防虫、剪枝及销售的大部分工作都由合作社统一代劳。

    据不完全统计,去年台州有3000多农户加入了20多家股份合作农场,土地入股面积1万多亩。

    虽然每个股份合作农场的规矩不尽相同,但都有几个共同的“统一”,农场提供统一的社会化服务和农户的家庭经营相结合,该统则统,该分则分。

    除了股份合作农场,在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组织中,土地入股、机制创新、农业产业工人、按产计酬加按股分红、保底收益加按股分红等创新层出不穷,一些合作社还抱团成立合作社联合社。温岭的葡萄、西瓜、粮食等15家合作社自愿联合组成了万家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这样的联合社在温岭已有6家。

    进城打工、经商可以让农民迅速增收,但相当一部分农民仍需依赖土地致富奔小康。这种农作经营方式的变革,让农民亦工亦农两不误,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愿望守在土地上。调查中记者发现,新型农作经营方式下,多数农民在土地上获得的收入并不亚于他们进城打工的收入,这也使得他们愿意扎根在土地上。

    唤醒“沉睡”的资产

    走进“半农半渔”的温岭市滨海镇新民村,因为村里的成片耕地极少,不少村民已不种粮,而是造船、经商或务工。这里是全国首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试点村,党支部书记冯匡友告诉记者,村民都盼望早点把“红本本”(确权证书)拿到手。他们期待这本证能像城里人的房产证一样,用来抵押贷款什么的。

    说起贷款,仙居新合股份合作农场已获预授信700多万元,俞荣火说,如有新项目,至少钱的事就不用担心了。

    在政府的牵线之下,台州当地金融机构今年与36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了授信签约。临海市福禄豆面专业合作社获得了150万元授信额度。台州农信系统对农场、农场主、农户的授信近年来逐年有较快的增长,到今年3月末已达8432.3万元,比年初增长41.8%

    台州市农办副主任赵明友认为,确权是为了赋予农村产权权能,当下台州正着力探索赋予农民对财产的收益、处分权能。

    据悉,台州全市已累计发放农村住房抵押贷款20.5亿元。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则已在温岭、临海等地试点。像郑祥法那样的种粮大户,凭土地流转合同就可以抵押贷款。

    台州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催生了农村金融创新。临海跻身省级农村金融改革试验区;温岭农合行在全省率先推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质押贷款;仙居农信联社在全省率先推出“丰收农场贷”家庭农场贷款;临海农商行在全省首创“助农保”贷款,重点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土地流转、农机具购置、农田水利、大棚设施等方面投入。数据显示,上半年台州涉农贷款余额2648.73亿元,农户贷款32万户。

    消息灵通的农民眼下关注上月末挂牌成立的台州农村产权交易所。符合条件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房屋所有权、农业装备所有权等11种交易品种可通过该平台,采取协议、拍卖、招投标、竞价等方式进行交易。年底前,这种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将覆盖台州的各县(市、区)。

    统计数据表明,台州今年上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10634元,同比增长10.5%,其中财产性收入已达613元,同比增长11.4%,农民财产性收入正进入加速增长通道。

小微金融活水流——浙江台州经济改革调查之四

在全国金融业有这么一句话:小微金融“全国看浙江,浙江看台州”。

  台州小微金融的表现近年来已被同行称为“台州模式”:企业授信户数中99%是小微企业,金融业贷款的一半投向小微,小微贷款的一半由地方小法人金融机构投放,小微贷款一半多是保证贷款;小微金融覆盖面、满足率等指标均领先全国……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台州银行业的信贷资产质量也领先同行。据台州银监分局提供的数据:今年19月,台州金融业主要指标均居全省前列,存款增幅位列第三,贷款增幅位列第二,特别是信贷不良率仅1.02%,长期稳居全省最低之列。

  台州市委书记吴蔚荣说:“近年来,台州以服务小微为突破口,力推地方金融改革,不但激发了金融市场活力,形成了比较健康的地方金融生态,更为地方经济的稳健发展提供了可靠保障。”

  服务小微,小银行做出大市场

  大大小小的工厂,车水马龙的市场……台州是民营经济的发祥地,99%的企业是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有10万家;民营经济贡献了全市90%以上的生产总值和80%的就业岗位。

  活跃的民营经济,孕育并催生了以民间资本为主、为民营经济服务的新型金融组织。“早在上世纪80年代,台州就成立了多家城市信用社、金融服务社等小法人金融机构。他们在创业之初,因为无法与国有银行争夺大客户,扎根民营经济、服务小微就成了他们的必然选择。”台州市金融办副主任杨耿彪说。

  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全国城信社清理整顿中,台州的银座、泰隆和温岭3家城信社因为服务小微定位明确、经营状况较好,经地方政府争取,最终得以保留。如今台州服务小微最出色的三家城商行——台州银行、泰隆银行、民泰银行,正是由此脱胎而来。

  “这几家都是纯民资或民资绝对控股,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台州抓抢到了一次宝贵的金融市场化改革先机。”台州银监分局副局长吴志民说。

  “改革机遇只垂青于有准备的人。那时银座城信社已成立14年,信贷不良率始终低于1%。”台州银行行长黄军民回忆,“我们是从做个体户业务起步的,一直是他们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定位越做越明确——和地方经济紧密契合、和大银行错位竞争。”

  以服务小微为定位的市场化改革是台州3家城商行在激烈市场竞争中的共同选择。“本地许多小微企业往往在两三家都有贷款户头,谁服务好、利率低就向谁贷。”吴志民说。

  泰隆银行市场管理部总经理元志卫说:“最初做小微还有几分被动选择的因素,但真正进入这个市场后,我们发现,这些金字塔底层的客户金融需求朴素而旺盛,市场空间非常大,小微金融已经是泰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定位。”

  “民泰在外地的分行也曾尝试参与过对当地大客户的联贷,但效果并不好,还是小微客户最适合民泰。”民泰银行原行长郭伯成说。

  20多年来,3家城商行的贷款客户越做越小,如今户均贷款余额都在50万元以下。但他们从原本10万元的资本金起步,已发展成为资产上千亿元、跨区域发展的银行集团。

  打破成规,小金融也有大创新

  早上8时,路桥区南官大道上的泰隆银行营业部柜台前早已坐满客户。银行方面向记者解释:“市场经营户清早就开门做生意,一直要忙到晚饭前才能盘账。一般银行的‘朝九晚五’难以满足他们的需要。所以我们将营业时间改成730分上班,530分下班。”

  小微企业贷款的特点是“短、急、频、少”,企业又普遍缺乏抵质押物和健全的财务报表,对银行来说成本很高,被称为“骨头缝里的肉”。敢于打破成规,通过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金融创新,台州有效缓解了小微金融难题。

  在台州,走街串巷的银行信贷员,是其他地方难得一见的风景。

  张红就是台州银行的一位客户经理。这位看上去普普通通的女经理,对自己服务过的数百位客户的经营状况、家庭情况等都记得清清楚楚。

  “我们行就有3000多位像我一样的客户经理,每人都联系上百位客户。”张红说,“人家是坐商,我们是行商,平时主要工作就是扫街,维护老客户,开发新客户。”

  改变的不仅仅是工作时间、方式这类表象。3家城商行更突破银行业无抵押不贷的成规,探索出道义担保、亲情担保、纯信用贷款等多种不需抵质押的信贷产品。小微业主只要获得家人支持、诚信经营,就可以获得贷款。这3家银行信贷余额的90%以上是信用保证贷款。

  “考察一个小微企业符不符合贷款条件,我们有自己的一套方法。”黄军民介绍,他们以“下户调查、眼见为实、自编报表、交叉检验”为方针,结合“不看报表看原始、不看抵押看技能、不看公司治理看家庭治理”的“三看三不看”,使小微企业贷款“既能放、也敢放”。民泰、泰隆也都探索出了类似的查业主人品,查进出库单、海关报表、电表、水表等信贷技术方法。

  在定价上,他们的表现也更为灵活。一户一价、一笔一价、一期一价……形成近百档的利率价格。

  3家银行的金融创新给当地民营经济带来显著效益。像台州银行“小本贷”,贷款额度2000元至30万元,几乎不设客户门槛。只要有创业意愿,又有一定劳动技能,持续经营3个月时间,就可以带上身份证申请贷款。信贷员下户调查、核实后,两天即可放贷。到去年末,“小本贷”已累计发放318.22亿元,支持超过26万的小微客户,户均贷款额仅11万元,其中约60%的客户是生平第一次获得银行贷款,并创造了近80万个就业机会。

  在3家城商行的“鲶鱼效应”下,台州银行业已设有60多家小微金融专营机构,“在台州的全国性、区域性银行分支机构在本系统内往往是小微金融服务的全国试点行。”吴志民说。

  目前,台州这3家城商行已走出台州,将这套小微金融模式复制到全国,在省内外开出数十家分支机构,还作为主发起人在江西、重庆等地设立了多家村镇银行。

  有限也有为,政府重在营造环境

  探究台州发展小微金融的成功之路,有一个问题无法回避:“同为民营经济发达地区,同为城市商业银行,为什么台州的表现更出色?”

  “小银行并不会天然服务小企业。”浙江地方金融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应宜逊认为,一些地方的小法人金融机构,由于市场准入不规范、监管不到位、行政干预过多等原因,都偏离了服务小微的创办初衷。

  “台州3家城商行能够一直坚持服务小微的市场定位,与其明晰的产权结构和多元化的公司治理架构密不可分。”吴志民说,“台州这3家城商行的股权结构都以民间资本为主,市场化程度高,真正做到了自主经营。”

  “比如台州银行,虽有5%的国有股,但政府这个股东的角色主要是帮助其完善治理架构,前些年招商银行这个战略投资者就是在政府的牵线搭桥下成功引入的。对银行的人事安排和经营决策,政府从不进行行政干预,充分尊重银行独立的市场主体地位。”吴志民说。

  有限政府,同时也是有为政府。台州金改把着力点放在了打造地方金融生态环境上。

  作为全省小微金融服务改革创新试验区,台州市政府为解决小微企业征信难题、降低银行小微金融成本,建成全市金融服务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已于729日正式上线。

  “这个平台的建成有助于帮助银行改变目前靠‘人海战术’做小微的现状,为未来发展大数据金融打下良好基础。银行都说政府做了银行一直想做但难以做到的事。”人民银行台州中心支行行长肖宗富介绍,这个平台以工商登记的全市40多万家企业和个体户为对象,收集了他们原先分散在人民银行、工商、药监、地税、国税、法院、公安、社保、国土、环保、房管、质监、电力等17个部门、78大类600多细项共2100多万条信用信息。

  记者看到,在这个平台上,可以查询企业、个体工商户的各类和信用相关的信息,从纳税、进出口、资产抵押到担保、融资的关联情况甚至企业法人代表与股东的个人治安信息都一一在目。

  “把这些分散在各个部门的信息采集到一起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市里下定决心,将其作为台州小微金改的重大项目来抓。为打破条块分割和部门藩篱,市领导多次开会协调推进平台建设。现在已经用技术手段实现了各部门信息的自动采集更新,同时配以考核督查机制,保证平台的可持续发展。”肖宗富说。

  最近,为防范、化解企业担保链、资金链风险,台州市政府又牵头成立小微企业信用保证基金。据杨耿彪介绍,“基金规模5亿元,其中银行捐资1亿、财政拿出4亿,为小微企业提供担保,进行非盈利性运作。通过杠杆运作,5亿可以放大到50亿。万一发生风险,由基金与银行按82的比例分担。”

“抓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不能等出了问题后才抓,而要重在平时,重在基础性、制度性建设。小微金融好比毛细血管,如果老是不通畅,积累到一定节点,小问题就会变成大风险。”吴蔚荣认为。

(来源:浙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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